此外，法律直接授权地方自治团体制定的抽象规范，如地方县、市政府等自治团体根据授权法制定的法规也属于法规命令。
合理性标准，无论是目的适当，还是相关考虑，法院做的只是对授权法的解释、法律规则结构的填充工作。这对于英国公法的发展来说，也就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
第二，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如何理解呢？至少有三种视角：一是认为行政机关采取的手段必须是尽可能对当事人损害最小的。
2、 自然法的思想在早期，对合理的解释，具有浓厚的自然法韵味。但之后十年，比例原则在人权领域已然趋于上风。[4]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内人权保护，宪政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护几乎是同义反复，宪政即法治，法治即人权保护，即便是无成文宪法的英国，都明确规定了游行结社、示威表达和迁移自由，都将议会制、多党制的分权制衡的原理渗透到宪法之中。
有的国家选择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对自己有利的发展权。起初的人权观念以自然法为法理基础，针对的是封建专制，倡议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二是个人养老保障被置于市场中，这两方面的变化对人权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当市场加害与个人，当政府与市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量城管殴打小贩、民工工资被拖欠、拐卖妇女儿童、令人发指的黑砖窑里老板等事件层出不穷。第二，利用行政手段实施人权保护。
总结归纳当代人权发展轨迹，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和规律可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需要宪政保护，或者，宪政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是同义反复。[9]中国人权模式尚在建设发展中，因而，以下叙述的只是近30年来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
或许时间可以消弭三代人权之间的矛盾，但重要的是权利主体需要改变。还有，自1990到1997年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发起的批评中国人权状况议案。如解决大量上访问题的是政府而不是法院。由于中国法治的不完善，人权司法保护的能力非常有限，通过行政手段保护人权的效率有时高于司法保护，但是，这更削弱了司法的威信。
而用regime（机制）一词为国际人权领域所通用，更多地表示各国都有的某种机制或系统，如公共交通系统。在这些报告中同时还污蔑中国西藏人权状况，支持藏独和疆独。人权的发展轨迹是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扩展，经济权利和发展权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实现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后两类权利的获得有助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虽然自由主义者高喊不自由毋宁死，而认为生苏俄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到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到50年时间，至于1975年才开始出现的发展权，尚停留在宣言阶段。
具体而言，原因有三：第一，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生存权和发展权，难分轻重。的确，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热钱几乎一夜之间使泰国经济倒退了几十年，泰国民众可向谁提起自己的人权诉求？坚持第一代人权者还认为，有人借发展经济权利借口拒绝第一代人权。
但是，在非欧美国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水土不服，上世纪70年代以马来西亚总统马哈蒂尔为首的亚洲人权相对主义者，强调人权标准的相对论或多元化，虽然亚洲相对主义被掩埋在一片声讨中，但差异依然存在，因为历史无法改变，而文化发展相对缓慢。[12]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89页。
[6]林来梵 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法，《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65页。二是人权法治着力理顺私人之间、政府与私人之间的关系。境外对中国人权的干预直接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因此，面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政府谨慎且被动地审视着人权问题，人权二字与西方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联系在一起。第二代人权从1918年苏俄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到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到50年时间，至于1975年才开始出现的发展权，尚停留在宣言阶段。此外，讨论中国模式多局限于经济领域，不涉及政治、司法体制，不讨论人权模式，[1]多有缺憾。所谓模式（Pattern）是指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该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就是模式，模式有指导、榜样和示范作用。
五、未来中国人权模式的建设与发展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人在推动，且从政治领域入手，因此，未来中国人权模式的建立和完善路径是先有了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司法功能的变化，宪政人权保护才有可能。[16]公民权利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它们与中国传统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我境界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的胡适到90年代的刘军宁，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难以落地生根，虽当代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但是，缺乏法治状态下的个人主义往往是个人私欲泛滥。
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的估算，以2005年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元购买力为评价数据和1 天1 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为1.135 亿人，按消费计算则为2.104 亿人。虽然人权保护未被列入政府的首要工作，但在扶贫、抗震救灾、以及一些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上，人被置于突出的地位，如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抢救灾民。
[5]而在两代人权争论不休之时，1975年非洲人又提出了发展权是一种人权。当政府可以轻车熟路般管理这个社会的时候，当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时，[17]实施主体将从政府转向司法部门，此时，以自由为本位的人权模式的建立，宪政、法治人权保护似水到渠成，如期而至。
目前，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大多持称颂、榜样式的观点，但是，在中国模式后面存在着诸如环境破坏、贫富悬殊，城市被拆迁户自焚、官员腐败等严峻问题，因此，对此种中国模式的概括多有争议。后来，这些观念变成了宣言和法律，成为国家意志，即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Magna Charta）中所规定的国民享有人身自由，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这些宣言和宪章后来都成为立宪国家宪法的核心思想，到了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在其第一章到第三章中所详细规定的德国公民权把资产阶级人权宪政保护推向高潮。如果人权保护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那么，人权模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则会被有选择性的利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司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为招商引资提供便利的原因。二、一段漫长的历史——从人权观念到人权宪政保护从历史与逻辑的轨迹看，第一代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从观念到思想理论体系，再从理论到宣言并内化为国人权宪政保护，以及在国际层面上通过国际人权公约，使观念变成为现实，经历五个多世纪。
这一点，中国先后四部宪法均未能给予注意。他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一二三四：一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7][意]圭多·德·拉吉罗著，[英]R.G.科林伍德英译，杨军译 张晓辉校：《欧洲自由主义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外界压力来自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1978年大赦国际报告中首次提到了中国人权状况，1980年美国政府把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人权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并在其年度世界各国人权状况报告中攻击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历史的选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相适应，党的领导和人代会与西方议会制在结构和制度有重大的差别，前者强调权力集中，效率高，但法治不够完善。第一，国际关系中的人权斗争对中国人权模式的影响。
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和将来均赋予国民。第一代人权通常是通过宪政得以实现，宪政意味着民主、法治和人权保护，与民主相连的是议会制、多党制、选举制，党派和议会竞争意味着结社、表达自由、罢工、游行示威为常态。依据自然法理论，自由权与生俱来，不可让与和剥夺。以生活保障为中心的权利如最低生活保障权、医疗卫生健康权、住房权。
本文认为，用模式一词，既应景于当下讨论的中国模式，同时用模式一词暗含某些与其他国家不同，显示着独到之处和特点。本文通过对世界人权发展历程的考察，希望在罗会长提出的模式基础上，对中国人权模式作更深入的理解，并对中国人权模式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体制和制度上的原因要求我国的人权保护模式既有司法保护，同时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充分考虑到人权保障，甚至以政府行政手段保护为主。讲和谐意味着重谦让、调解，少诉讼，而免于酷刑的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等难以通过谦让和调解的方式解决，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只能诉诸于法律。
人权发展史表明，如果用过去资产阶级人权观念和实践的缺陷作为忽视和拒绝实现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口实，这有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如果说前述的社会权利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是自上而下给予民众的权利，那么，以参政权为代表的自由权则是公民争取得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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